從這15本書里,讀出一個更真切的中國

2020-01-22
來源:鳳凰網讀書

   

 

  過年是要回家的。古人常謂近鄉情怯,可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歸。近年新生出一種近鄉情怯,潛在之意卻是趨避欲逃。所怯之事,不外乎禮尚往來、人情世故、數米而炊、坐井觀天、舊習仍存、民智未開、村野衰敗、故園陌生。

  然而這種怯或許只是源自我們自身與現實的某種脫節。隨著中國社會越來越高的流動率,獨在異鄉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常態,我們的人際關系、生活方式、工作模式、審美趣味、知識獲取都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塑造出一種“現實”,它剔除了那些“多余”的素材,一定程度上滿足著我們對世界的主觀想象和個體期望。返鄉打破了這層“現實”的玻璃罩,我們被拋擲在更大的現實中,如同赤身裸體地立于曠野,于是當風呼嘯在耳,才會顯得異常凜冽而倍感不適。

  所以返鄉其實是個機會,讓我們有可能更近距離地感受和參與一個真切的中國?,F實不會因為回避與逃離就變得不存在,所謂“近鄉情怯”只能是一種懦弱和馴順。而以下推薦的15本書,或許有助于我們在體驗與觀察之外,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和思索腳下的這片土地。(徐鵬遠)

 

  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

  作者:[德] 艾約博

  韓巍(譯) 吳秀杰(校)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12

  通常說起鄉村,我們不自覺地會用一種靜態的方式進行敘述,仿佛鄉村的概念就是傳統的、田園的、未經歷工業化的、沒有第三產業的、前現代的、區別于城市的、有待改造與發展的另一種社會形態。這是西方侵略話語和狹隘現代化思路的共同結果,既推動了直至今天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被城鄉二元狀態不斷固化,于是今天的中國普遍有一種游離在城鄉之間的無根感。事實上,鄉村原本有可能長成另一種樣子。

  《以竹為生》一書以四川夾江縣為樣本,書寫了其手工造紙業在20世紀的衰亡與轉化,并揭示出伴隨經濟、政治革命一同發生的知識再分配——技術主導從鄉村轉向城市、從初級生產者轉向管理精英,從女人轉向男人。在這個過程中,原本滲透在社群關系網絡中、塑造了當地生活模式并不斷調整產業生命力的手工造紙術,被工業化和城鄉功能劃分生硬掐斷,匠人重新成為農民,地區退回農耕鄉村。德國漢學家艾約博“小切口,大視角”的研究路徑,從一個村莊的百年社會史管窺整個20世紀大潮流與大變革對鄉村的改造與影響,不僅是一部恢弘的社會史,也是一部深刻的觀念反思史。


 

  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的歷史、權力與道德

  作者:景軍

  譯者:吳飛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7

  作為韋伯所謂的“儒教國家”,孔廟是傳統中國的一個信仰之所。但進入現代,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孔廟及其承載的祖先崇拜與文化形態經歷了一個摧毀與重建的過程。學者景軍的《神堂記憶》從社會記憶的角度對孔姓聚居的甘肅大川村進行深入調研,打撈出當地孔廟毀壞與復興的歷史和細節,尤其挖掘了恢復之中出現的改造與重構。這其中不僅關涉傳統文明的問題,還包括對災難的應對與處理,以及裹挾在權力與道德之中的身份和權利意識。

  該書在極具功底的學術價值之上,擁有很強的可讀性(吳飛的翻譯亦起到重要作用),實屬難得,非常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鄉土社會和民間信仰。不過,此書的出版頗費周折,成書自然也與原稿有所差異。

  

 

  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

  1951-1976年中國西南一個山村的故事

  作者: 應星

  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6

  提起應星,總會讓人立刻想到其對于抗爭政治的開創性研究,無論是《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2)還是《“氣”與抗爭政治 : 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3),皆成為這一領域不可忽視的力作,想要探究中國農村社會權力的運作與博弈是無法繞開不讀的。然而在這兩本備受關注的著作之間,有一本《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卻較少被注意到。

  此書借助幾樁西南山村里的案件,進入到權力與身體、國家政治生活與村莊日常生活的交匯處,借此展示現代中國在“新德治”框架內的“新人”塑造史。這一塑造過程不可否認地奠定了中國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基本局面,也影響了日后中國社會的某種面貌——依靠強力意志支撐的道德秩序消除了個人向善的倫理實踐可能性,也消耗了熱情,最終滑向機會主義策略,反而造成了普遍的敗壞。

  “與其說我關心的是國家對村民進行塑造的要求,不如說我關心的是這種要求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激起的種種波瀾。”依此可見,應星在此書中仍未擱置對抗爭政治的探索。不過或許由于這一次進行的是歷史社會學研究,調研地點又是一個小山村,材料本身的豐富度和復雜度就有限,因此比之于成名作《大河》稍顯單薄,作者自己可能也有所意識,故而在理論和論證上傾注了更多筆力。

 

  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

  作者:吳毅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10

  在對“官-民”關系的判斷中,我們往往容易陷入單向度的弱者敘事陷阱,仿佛“民”因為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就天然地擁有正義,于是道德情感壓倒了對復雜事實的客觀理性。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雖是武斷之辭,卻不妨略作改動為“可憐之人有時亦有可嫌之處”。中國基層政治的復雜之處就在于,既要面對上級的要求與考核,又要實際處理民眾的切身利益,“雙面夾擊”之下的工作并不好做,若遇上“刁民”則更需靈活變通之法。

  學者吳毅的《小鎮喧囂》,講述了華中地區某鄉鎮基層政權、村級組織和農民在復雜的互動結構中博弈共生的過程和狀況,突破了“官強民弱”的簡單思維,發掘出基層政治中“弱政刁民”的另一種面相——這也是轉型的待解決問題之一,全能主義治理模式解體,法治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基層的正式權力往往只能靠某種“化公為私”的非正式運作來實現,當代鄉村的骨子里仍舊流淌著一部分傳統的血脈。同時,“刁民”的“纏鬧政治學”并非純然的民間“狡黠”,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上層設計下層”的社會治理思維的產物。

  雖然此書所涉及的農村稅收情況已在中央取消農業稅后成為一段歷史,更多具體情況也發生了變化,但不妨礙書中的一些內核性闡釋和觀點依然對于思考基層政治具有啟發性價值。

 

  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

  作者:吳飛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1

  互聯網時代,女性話題的存在感越來越強,但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大部分女性主義僅僅是城市中產精英的意識形態,真正邊緣的、底層的女性所面臨的現實并未得到深入的關注和討論——比如中國自殺率迥異于西方的一大特征就是農村女性的高幅占比。

  吳飛的這本《浮生取義》通過對華北某縣的實地調查,提煉出“過日子”、“做人”、“義”等關鍵概念,從“家庭政治”中找到“中國式自殺”的真正原因,推翻了以西方自殺研究的失范理論解釋中國問題的窠臼,扎根現實語境重新思考中國人的尊嚴與幸福,并由此探討如何降低自殺率尤其是解決農村女性生活困境的可能出路。

  社會學、哲學、人類學綜合的教育背景,給予吳飛更開闊的視角和更深邃的思路,可以說他的研究是揣著社會學的胸懷,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總結為理論,進行哲學的思辨論述,繼而實現人文關懷。在這個意義上,此書是極為難得的,要知道大量的社會學學者依然在套用涂爾干1897年的《自殺論》研究當代中國,并且大部分都采用的量性方法。反觀吳飛,在《浮生取義》之前已進行了長期準備,《自殺與美好生活》(上海三聯書店2007-1)和《塵世的惶恐與安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兩本著作徹底辨析西方自殺研究的實質,從而將其下降為“地方性知識”,掃清了中國農村自殺研究的理論困境,為質性研究鋪墊了平坦的起跑線。因此盡管已恍然過去十年,該領域幾乎仍無其它研究超越此書。


 

  行好:鄉土的邏輯與廟會

  作者:岳永逸

  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12

  隨著弘揚傳統文化、保護非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思路的興起,廟會這一古老的鄉土宗教民俗活動在經歷了落后、愚昧、迷信、混亂的污名之后,重新在中國大地上復蘇。每年春節,各地廟會都呈現著一派熱鬧的氣氛。

  岳永逸的這本《行好》從歷時性的角度揭示了不時被主流話語污名化、妖魔化的廟會文化之所以生命力不絕的內在演進邏輯,重新審視和認識鄉土宗教和民眾信仰。沿著此書開掘的問題,作者另外的兩本著作也可一并翻閱:《靈驗·磕頭·傳說:民眾信仰的陰面與陽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9)探究了廟會及其背后的民眾信仰如何適應當下并與主流話語實現合謀;《朝山:廟會的聚與散,映射出的民間的生活與信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5)則側重關注圣地型廟會,更加明確地強調廟會與國人日常生活和個體生命的關聯。

  

 

  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第三版)

  作者:秦暉 金雁

  漢唐陽光/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1

  這是一部公認的思想巨著,是學者秦暉名動天下的發軔之作。雖然沒有直接論述當代具體問題,卻從根基上為我們思考中國社會的歷史、當下與未來提供了思想資源。此書提出傳統中國的土地從來不是“按資分配”,而是“按權分配”,有權者與無權者的對立遠勝于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對立;在此基礎上傳統社會構建的是一套“權力依附”型共同體,所謂“'朱門'之外有平均,'凍死骨'中無分化”,權勢之間壁壘穩固界限分明;在這一共同體中,農民連同城里人和知識分子,既受到束縛又得到保護,形成了具體個體追求功利、抽象整體鼓吹道德、人性萎縮人情膨脹、奴性保守而又集體非理性的心態、人格與文化,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是對傳統社會的改造過程,必須在根本上“從田園詩式的農業文明中走出來,以發達的自由個性譜寫出中國現代化的狂想曲。”秦暉振聾發聵般地指出:“在宗法社會的基本結構不變的條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為模式,其結果很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獲的卻是群眾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獲的卻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獲的卻是平均主義。”

  

 

  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

  作者:陸銘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

  中國文學的題材多鄉土而少城市,學術研究也有相似的情況,畢竟農村和農民仍然是中國最廣大的基數,而且中國人是有田園夢的,尤其當城市化過程中暴露出種種問題,這種鄉愁更是濃重。當春運列車啟程,外來者返鄉,城市逐漸空置冷清時,我們更應該思考自己的城市化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又該去往何處。

  《大國大城》是少有的提倡發展大城市的論著。然而作者陸銘并未一味強調大城的規模效應優勢,而是同時給予大城困境足夠的重視和明確的出路——對這些困境的錯誤應對恰恰是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諸般混亂與失誤的根源。面對城市化,我們要做的不是擔憂和控制,而是順應和開放,畢竟至少在很長一段未來,城市化是不可逆的,每一個城外的中國人都在用腳給出了答案。

  不過,該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因此作者有意拿掉了一些統計數據和論證過程以增強通俗性。如果不夠滿意的話,不妨配合其另一本書《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格致出版社2013-3)參照閱讀。

 

  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訂版)

  作者:項飚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8-3

  相信許多人借由許知遠的節目,重新想起或者方才知曉這本名作,它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觸及社會和人民心理深層變革的佳作”。學者項飚曾用6年時間深入昔日北京南城的“浙江村”,客觀細致地呈現出一群在京浙江商人的落地、發展和變化,且就其作為不被接納的“非正規經濟”如何推動城市發展進程進行了合理解析。與此同時,項飚還做出了預想:隨著改革的深入,“浙江村”將會逐漸正規化并整合到城市社會中。時間證明了這一論斷,并提出了新的問題。

  思考當代中國的流動人口與城市發展、體制變革與政策意志,需要看清來路,這本書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基礎??少F的是,2018年的修訂版,項飚還特別回顧了“浙江村”和中國社會自2000年以來的變化,將研究的時效延展得更近一步。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絡的重構

  作者:[美] 張鸝

  譯者:袁長庚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1

  這是項飚之后,又一個以“浙江村”為樣本的研究。如果說項飚的研究更側重于“內部”和組織,美籍學者張鸝的研究則補充了“外部”和政治。它挑戰了“市場勝利、國家撤退”的簡化論,從更復雜的日常實踐和持續變遷中理解當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從而展現了中國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以及私人社會空間對傳統管理制度的挑戰。值得珍視的是,作者提出“后社會主義”假設沒有考慮計劃經濟解體后原來的社會成分和權力關系重構過程,國家很可能以新手段重新成為最終控制者,市場交易也必然植根于某種本地化的社會網絡。

  該書的翻譯在幾個細微處出現錯誤,閱讀時可能需要留意,不過大體上沒有明顯問題。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

  作者:王笛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1

  對傳統中國的理解,通常只有家、國而無社會,換用哈貝馬斯的理論即缺乏公共領域。然而,王笛的這本名著卻從成都的茶館入手,發現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公共生活——這里匯聚著三教九流的來往人群,承載著休閑娛樂、信息交換、買賣生意甚至江湖話事與公共政治的功能。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這種地方文化不斷對抗著西化大潮、現代化轉型、國家權力擴展與文化趨同,在國家與地方、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的彼此沖突與相互滲透中存活和變化著。

  在經歷過一個公共空間及日常生活被全面干預和嚴格控制的時期后,如今的成都重新茶館遍地。盡管其形態和功能已發生了改變,但書中的許多觀點依然具備應用價值,并且能夠延伸到對其他公共生活及其空間的分析和思考??上驳氖?,王笛本人已在2018年出版了新著《茶館:成都公共生活衰落與復興,1950-2000》,將當代茶館的研究接續起來,串聯成一部完整的20世紀成都(及中國)公共生活及空間史。新作的英文原著已獲得了美國城市史學會“非北美地區最佳歷史類圖書獎”,其中文版據說會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

  作者:閻云翔

  譯者:李放春 劉瑜

  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

  返鄉,便是返回一個熟人社會,尤其過年更是少不了要串親訪友,來來往往總不能空著雙手,于是“送禮”就成了一門人情的學問。閻云翔的這本成名作,從一個村莊的禮物流動入手,詳細展示和剖析了“禮物”作為中國人的一種生存智慧和處世哲學所負載的多重意義,從而探尋出中國鄉土社會結構性的倫理模式、關系網絡和社會規則。

  作為一本人類學著作,扎實的田野調查鮮活地呈現著一個個“鄉村送禮故事”,我們很容易在其中找到種種熟悉的景象。甚至就連你想逃離這種人情交往時,書中依然有解釋可以奉送——“當地人把這些人叫作‘死門子’…… ‘死門子’象征了這些人的無能和死板,從而在更深的層次上象征了他們在社會交換與網絡建構領域中的社會死亡。”

 

  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

  作者:楊美惠

  譯者:趙旭東 孫珉

  張躍宏 譯校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6

  如果說傳統社會中的禮物交換是基于個體生活的需要,并作用于民間社會的自主運行,那么現代中國圍繞禮物所建立起的 “關系學”,則是新舊雜交出的一種隱性權力,不僅與人際互動和資源流通相關聯,更參與到整體的政治體制與權力運作中。楊美慧的這本《禮物、關系學與國家》,試圖呈現1980年代中國社會中的“關系”,是如何在資源再分配、市場經濟改革以及個人崇拜的背景中運作的,并揭示了其在國家權力覆蓋下的“抗衡性”非正式權力的本質。

  盡管時過境遷,許多變化之中的不變在今天依然適用,也就不妨礙此書為我們提供的某些進入和思考當代中國的入口與視角。不過礙于作者的身份,書中的一些觀察和理解略顯隔膜和薄弱,所運用的后現代理論亦暴露出生硬之感——畢竟這些理論在當年的學界尚屬時髦。此外,本書的翻譯和校訂也一直受到指摘。

  

 

  萬物·生命:當代北京的養生

  作者:馮珠娣(美) 張其成

  譯者:沈藝 何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4

  就算平日里躲過了些許來自長輩親友的養生攻勢,春節相聚卻再難逃開偏方、食療、按摩、保健品和各種通俗中醫理論的包圍。在物質條件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對健康的關注和追求成為中老年——尤其是城市中老年——生活內容的新項目。

  馮珠娣和張其成合著的這本《萬物·生命》,以北京為樣本考察了當代中國的養生潮流,并試圖解釋其背后的理念根源與生活意義。當代養生既是古老文化的回響,也是一種被發明的傳統,醫療市場化、衛生部門鼓勵、傳媒引導共同促成了養生的興起,同時養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對毛澤東時代集體意識的某種延續和回歸。養生不僅養生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生命觀,也成為中國人對幸福生活的一種塑造方式。對養生的實踐參與著個體的自我修養,也促進了城市復雜性的溢出。

  雖然該書在總體框架和材料組織上稍顯松散,質性素材與理性論述的連接中也存有明顯空隙,不過鑒于“養生問題”的論著鮮少得見,依然具有比較難得的價值。

  

 

  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

  作者:[美] 彼得·海斯勒

  譯者:李雪順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1

  如果你對學術類閱讀實在心存畏難或者缺乏耐性,那么不妨看看這本吧。以此書的名氣和口碑,無需再做過多介紹和評價了。身為美國人的何偉,寫出了足以令許多中國作家和學者汗顏的文字,也在另一層面上給予我們重要啟示:了解和認識一個更加真切的中國,只需要興趣、熱情、直面、觀察、體會、思索、坦誠、勇敢,無他。

  題圖攝影:CHA-CHA

[責任編輯:郭玉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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